任志强只是替国有企业打工的,远谈不上房地产行业里赚钱最多的人。但却因个性乖张言辞犀利而出

  名,他的言论杀伤力极大,每次“开火” 都足以让一大批“房奴”脆弱的神经受伤。而他的另一面更是以“硬汉”著称,尤其体现于他直言批评政府,无所顾忌,毫不留情,因而得“ 大炮”绰号。

  然而对于任志强毫不客气的批判,媒体喜欢穿靴戴帽炒名头,掐头去尾炒雷言,捏造事实炒概念。这些年来,他的言论被媒体传播放大,他被捧过,也被伤害过。

任志强主要经历
1951年

出生山东省掖县


1969年

公社插队,后参军


1984年

进入北京华远集团


1985年

因“贪污罪”被抓,入狱一年


2011年

退去华远集团董事长


1951年3月8日,任志强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红色高干家庭。任志强的父亲叫任泉生,1918年7月生于山东省掖县,2007年8月在北京过世,当时新华网发了通稿。据新华网介绍,任泉生1937年参加革命,曾是新四军干部,解放前担任过中原局税务局局长,解放后担任过商业部副部长;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副食、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。

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冲击了这个家庭,全家人天南地北各居一方。1968年末,任志强作为知青去了“革命圣地”延安。

在延安郭庄,知青需要学做农活,什么都干,种小麦、小米、荞麦、玉米、红薯等,第一年每个人只分得七斤小麦。在同去的知青眼里,任志强当时就很直爽、很实在,干活从不投机取巧,像个小老虎似的。一次割麦子的时候,镰刀把任志强的脚给划了。有的农妇就叫了起来:“哎呀,流血了。”任志强拿起一把土抹在伤口上,连说:“没事、没事。”他特别粗犷,当地人都说他是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。

当地没有水,喝的是黄泥汤子,搁到缸里用白矾沉淀。几天时间就需要洗一次缸,要不然沙土就积了半缸。盛水的时候不能搅动,一搅沙子都起来了。“经常缸里出蛤蟆,很正常的。”任志强说。如同他的父母一样,他认为吃苦理所当然。

1969年8月,任志强离开延安郭庄,成为“万岁军”38军的一名士兵。他争强好胜的一面在军队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次挖坑道回来,大家聚在一起和老乡抽烟,找不着火柴。任志强从土炉子里拿出一块暗红色的炭,给大家点烟。一块炭在任志强的大手里烧得嘶啦啦地响,一股子烧焦的肉皮味冒了出来。大家全都愣神了,任志强催促道,赶快点,就这么拿着炭给被吓得够呛的战友点了一圈烟。他还特别得意地看了看大家。

任志强决不肯以软弱的姿态活在世上。在部队时,他当过工兵班长,经常钻地道搞爆破,很容易受伤,他对他姐姐讲,如果他受伤了,能救就救,如果救出来没用了,干脆把他拧死算了。后来他哥哥出车祸,包机从海南送到北京,任志强在飞机上下了决心,如果哥哥不行了,就掐断氧气不让他受罪做植物人。任志强的强悍可见一斑…[详细]

任志强对政治、政策的热情,也许与本人的出身、经历有关。从上山插队到下海创业,他几次命运的改变,都受到国家政策影响

我复员以后,就在怡达干,想干点儿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,动力就是想自己闯出一番天下来。

1983年3月整党,把我从农科院调回“怡达”参加整党。“联社”派了一个工作组来专门查我们,查了七八个月。最后,没查出什么,就派了几个人来重新弄这个企业,把我当时弄的商店都给收走了,由他们接管了。我在怡达是副总,业务是我在主管。我当时本来还在犹豫,是不是继续在怡达干下去。这么一整,促使我去了华远。

1984年年初我过去华远以后,给了我一个营业执照,任“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”经理。编制有3个名额,让我在1984年一年内完成70万元的利润。我实际上没完成那个数,当年也就挣了60多万元利润。当时在华远,经营上是没多少人能与我们比的。

1984那一年,我们挣的利润,和华远按约定一九分成,也就是说90%上交,10%归我们发奖金。我就把奖金发了,当时拿了大概是一万六、七的样子。改革开放以后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。我这个人比较特殊。我的复员费有两千多块钱,回来我就买了一辆摩托车。1984年我又从市一商局买了辆淘汰的报废汽车,是国外使馆淘汰下来的,花了9千块钱。当时9千多块钱已经很多了。用9千多块钱买辆车?人家都说“可能是贪污的”,认为不贪污怎么能有私人汽车、摩托车什么的?

抓我那天是1985年9月30号。上午西城区纪委通知我去谈话,我没去,我说我正谈判呢,下午去。结果,中午检察院就来了。纪委看我不去,以为我要跑呢,让检察院直接把我抓起来了。检察院是以贪污罪抓我的。实际上,这事儿啊,纪委完全是瞎胡闹。1985年初的时候搞企业自查,《北京日报》还说我们自查得比较好。5月7号,由西城区副区长马凯在我们这儿做的总结。对于我们自查的情况,对工商局说我们超营业执照范围经营的事情,以及其它一些事儿,马凯都代表区里作了结论。但是,纪委不干。纪委到9月份还在查。其实,关于奖金发放什么的,都是我们自己主动申报的,不是他们查出来的。我们主动申报完了以后,就把我抓起来了。

我是1985年9月按“贪污罪”抓的,到第二年9月法院才第一次开庭,中间隔了整整一年。他们看实在扯不上,就给我改为“投机倒把罪”单独起诉了。这样,法院就给我判了个“判二缓三”,就是判两年有期徒刑,缓刑三年。不过,我很快就上诉了。我1986年12月4号被放出来,半年以后,检察院才给我下了裁定书,说我“无罪”。可“无罪”吧,还不直接写你无罪,写的是“可不认为犯罪”。其实就是他们下不来台嘛。

我在狱中一年零两个月,主要在半步桥监狱。当时这个事,政治斗争不政治斗争的,没人明说,都是暗的。上面有人可能不只对华远公司不满意,但是想从华远这里找点儿茬。他们折腾了半天也没折腾出东西来,我最后还是无罪释放。但是,区里还非得要给我处分,于是给了我个党内警告处分,到现在这个党内警告处分也没法取消…[详细]

对于网友追问“任总被关一年心里有无怨言”,任志强倒是很看得开:“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啊。妈妈总有打错孩子的时候。”

倔强、狂妄、话糙理不糙。多年来他已经成为国人心中无法替代的符号,虽然在很多人眼中,任大炮的言论从感情上讲,实在是可恨多过可爱。

任志强曾自我解嘲道:“中国人最想揍的人,我只能排第三。第一个是小泉,第二个是陈水扁。”现在小泉早已下台,陈水扁也进了监狱,那么任志强是否可以光荣当选中国人最想扁的头号“恶霸”呢?

他的绰号——“大炮”,或许能说明一切,任志强的言论简明扼要,杀伤力极大,每次“开火”都足以让一大批“房奴”脆弱的神经受伤。“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”、“买不起房为什么不回农村?”、“穷人不应关注高房价”、“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”……他口中“穷人”、“富人”的划分,不仅让城市中买不起房的年轻白领气愤不已,也撩拨着社会敏感的道德底线。

财经作家吴晓波谈及任志强,曾为他过于刻薄的表达方式深感不安。他认为这将造成互相伤害的舆论互动,“最终造成一种紧张的公众讨论空间”。此言正点出了任志强遭遇的困境,他犀利的风格固然招来很多评价,但这些往往流于表面的谩骂或追捧,对他的理论本身鲜有建设性的提议,这恐怕也并非是任志强发表言论的初衷。

例如他说“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”,意思是住房属固定资产,代表着财富的积累,刚工作的年轻人想绕过积累这一步直接获得房产,实在有违经济规律。

又如他的名言“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”,后来他曾多次阐述,此言的意思并非穷人活该露宿街头,而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应当由政府出面,通过分层次的保障性住房来解决,而不应转嫁到商品房开发商身上,这样会扰乱正常市场秩序。

其实细细分析起来,这些言论都包含着朴素而正确的经济学原理。正如著名社会学者张颐武所评价:“任总的话也不是都是错的,也有很多是真知灼见。你会发现他有很多话是做了真诚深刻的思考的。”

中国房地产界并不缺乏有见地的人士,然而专家和舆论时常陷入集体性迷思,或许他们中有些人还沉湎于当年福利分房的海市蜃楼中无法自拔。而更有机会了解事情真相的房地产开发商们,或忙于攀登珠穆朗玛峰,或埋头做生意赚钱,很少像任志强这样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。

潘石屹曾在微博中写道:“任志强他像臭豆腐一样,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。没有他,往年最精彩的论坛,没有了内容和观点。”此言道破了现状,或许有很多人讨厌任志强,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讨论中,独独不能缺少的恰好就是他…[详细]

任志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,他是一个商人。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,他的话虽然听起来不太舒服,但他的直率让人心里服气

在中国的地产商中,任志强和潘石屹无疑是最著名的两个。这不仅因为他们均实力雄厚,更因为他俩都爱在媒体上发表“高见”,当然,还因为他们常常在博客和微博中论战,互相嘲讽,互相攻击,互揭老底。

潘、任二人的最初相识,源于1993年的一次合作。那时,潘石屹还是万通地产公司的总经理,刚刚随公司从海南班师到北京。因为万通公司刚到北京,还没有土地储备,万通董事长冯仑便与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合作,以资金换去土地,而与任志强谈判的工作便落在了潘石屹身上。

谈判时,作为晚辈的潘石屹非常谦虚,向任志强请教了不少房地产方面的专业问题。这时的任志强已经在房地产业摸爬滚打了10年,是京城地产界的资深大佬。面对初出茅庐的潘石屹,任志强很是不屑。尤其是当他谈到“七通一平”时,发现潘石屹居然都没听说过这个术语,便毫不留情地嘲讽道:“你连什么叫七通一平都不懂,还做什么房地产?还敢来北京?”

这次合作虽然最终非常成功,双方都获利颇丰,尤其是万通在北京一炮打响,但潘石屹从此给任志强留下了“无知”和“爱贪小便宜”的坏印象,而潘石屹也见识了任志强刻薄和较真的强势性格。

2006年3月8日是任志强的55岁生日,3月7日,潘石屹接到了任志强的邀请,让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聚会。这让潘石屹又喜又惊,喜的是任志强从来没有邀请过他参加私人聚会,惊的是怕这是“鸿门宴”。

那天,潘石屹怀着忐忑的心情,如约来到了任志强的家中。进门后,潘石屹奇怪地发现,任志强一反常态,对他笑呵呵的,潘石屹心里的石头才落了下来。

从此,潘石屹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审视任志强。此后任志强再挖苦他,他都告诉自己:老任没有恶意,这只是他的表达习惯而已。时间一久,潘石屹渐渐发现,任志强人还真不错,虽然口无遮拦,却非常真实,从不使坏。尤其是有一次,记者问任志强:“你在批评潘石屹的时候是否会考虑对方的自尊?”任志强愤怒地回答:“你们这些人太浅薄了,朋友之间还会考虑这些吗?”潘石屹大为感动,从此打心底里把任志强视为朋友和大哥。

2012年了,两人依然还在微博上继续斗嘴。算起来,从1993年起,任、潘二人已经嬉笑怒骂斗了19年!回顾起两人的“战斗史”,潘石屹深有感触地说:“任志强是个天生的‘战斗家’,而我跟他又天生一对,看来我们这辈子要一直斗下去了。不过,无论斗得多凶,骂得多狠,我们内心都互相尊敬,视对方为最好的对手,最好的兄弟,失去谁,都会寂寞……”…[详细]

任志强经常给地产论坛、峰会带去笑料、猛料和爆料。尤其是他和老搭档潘石屹同台对戏时,更是将地产娱乐化演绎到了极致

我们判断,2020年以前是高峰期,以后开始趋于下降或趋于平缓。2020年之前是不会下降的,一直会是个上升的过程。这主要是跟人口有关系。一个最基本的情况是,1950年代,我们是第一个婴儿潮,这些人到1970年代、1980年代开始生第二代。1970年代和1980年代,是人口的第二个“婴儿潮”。两个婴儿潮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从住房角度看,从结婚到生子,是两个阶段:第一个是结婚阶段,后一个是生子和改善阶段。我们现在的一般规律是,三十岁以下是结婚阶段,住小房子;三十岁以后呢,有孩子了,开始换三居室或者大一点儿面积,进入大房子。这两个阶段的情况,能维持到2020年。以后,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,适龄人口,就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人口总数下降。

 在国外,要分析地产,用一个什么概念呢:“家庭分裂速度”。“分裂”,不是离婚,而是说你从一个家庭变成两个家庭。从这个分裂速度来衡量住宅需求量。在我们国家来说,一直到2020年以后,这个速度才会开始下降,也就是前十年分裂速度都是上升的。不过,这还没算城市化,没算农民进城这一块儿。

从写字楼、办公楼,可以看到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。我们现在转移的速度快,因此,商用写字楼的发展速度也很快。这两个是一致的。看第三产业的比重就知道,每增加一个百分点,需要多少栋办公楼是很清楚的,商用办公楼是据此发展起来的。这两个分析指标很重要,但是,我们国家却不常用。

另外,我们国家有个“代际帮助”。就是年龄越大,房子的私有化率越高。比如那些老干部啊,或者是老的家庭,享受福利分房的,他们已经不用再在房子上有过多支出了,所以,他们的这一块儿支出就转移给了子女。这个转移程度是很大的,或者是把旧房子给子女,或者是买新房子给子女。在国外是没有代际帮助这一说的,基本上都是满十八岁后自己独立,连上学都是自己办理助学贷款,父母不管。他们为什么没有代际帮助呢?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遗产税的问题。我这个家产,儿女不能继承,也没法儿继承。像日本,他的遗产税是百分之六十二。用百分之六十多去缴税,还不如去拿按揭买个新房子呢…[详细]

任志强对于房价的预言不是来自于他的狂妄,而来自于他对现实的判断、实际的了解、行情的分析

声音·语录

任志强这样让人唏嘘的故事有很多,有人说,这些故事是任志强本性最真实的写照,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:“仁”而“志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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